帝国的惆怅全集免费阅读,六教训所在-艾叶小说网

书号:44783 时间:2017/12/12 字数:2518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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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前面说过，王安石许多新法的本意，是要“公私两利”的。青苗法如此，市易法和均输法也一样。熙宁五年（公元1072年），一个名叫魏继宗的平民上书说，京师百货所居，市无常价，富户奷商便趁机进行控制，牟取暴利，吃亏的自然是老百姓。因此他建议设置“常平市易司”来管理市场，物价低时增价收购，物价⾼时减价出售，则“商旅以通，国用以⾜”这就是市易法的起因。具体办法，是由朝廷设立“市易司”拨款一百万贯为本，控制商业贸易。这个办法，和常平法一样，也是动用‮家国‬力量来平抑物价。当然“市易司”也不是专做亏本生意，也是要赢利的，只不过并不牟取暴利而已。比方说富户奷商一文钱买进二文钱卖出“市易司”则一文钱买进一文半卖出。赢利虽不算多，也能充盈国库。再加上官府财大气耝，控制了市场，物价的波动就不会太大。

　　均输法的用意也是好的。我们知道，在王朝时代，地方上每年都要向‮央中‬运送财物，以供‮家国‬必要之需，这就是所谓“输”输送的品种和数量，当然也都有一定之规。这就有弊病。比如同一个地方，有时年成好，有时不好；同一种东西，有的地方贵，有的地方不贵。这原本是很正常的。但如果按照老办法，则不管丰年灾年，价贵价

，输送的品种和数量都不准改变，当然并不合理。王安石的办法，是变“发运”为“均输”即拨款五百万贯（另加三百万石米）为本，由朝廷任命的“发运使”来统筹上供之事，以便“徙贵就

，用近易远”也就是哪里的东西便宜就在哪里购买。国库里面剩余的物资，则由“发运使”卖到物价⾼的地区去。这样两头都有差价，多出来的钱，就成为‮家国‬财政的又一项收⼊。

　　这个办法，也可以说就是变“地方贡奉”为“‮央中‬采购”观念也够超前的。但这样一来，所谓“发运使衙门”就变成了一家最大的国营企业，而且是垄断企业了。其实青苗、市易两法的问题也正在于此。青苗法是衙门做‮行银‬，市易法则是衙门做商店，兼做‮行银‬。因为“市易司”不但做买卖，还兼做‮款贷‬。商人以产业为抵押，五人互保，可以向“市易司”借钱或赊物，年息二分。于是市易司和发运使衙门，还有发放青苗‮款贷‬的州府县府，便都既是衙门，又是企业（公司或‮行银‬）。

　　我们现在几乎每个‮国中‬人都知道，‮府政‬部门办企业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结果。何况王安石的办法还不是‮府政‬部门办企业，而是由‮府政‬直接做生意，结果自然只能是为‮败腐‬大开方便之门。当时代理开封府推官的苏轼就说均输法弊端甚多：“簿书廪禄，为费已厚”此其一：“非良不售，非贿不行”此其二。于是“官买之价，必贵于民。及其卖也，弊复如前”因此他断言：朝廷只怕连本钱都收不回！就算“薄有所获”也不会比向商人征税来得多。

　　这是毋庸置疑的。因为我们比谁都清楚“官倒”是怎么回事，也都知道官方（‮府政‬或国企）采购是怎么回事。那可真是不买对的，只买贵的，不是品牌不要（非良不售），没有回扣不买（非贿不行）。所以官方采购贵于民间采购，也就不⾜为奇。至于官方经商，就更是有百弊无一利。事实上所谓“市易司”后来就变成了最大的投机倒把商。他们的任务，原本是购买滞销商品，但实际上却专门抢购紧俏物资。因为只有这样，他们才能完成朝廷下达的利润指标，也才能从中渔利，中

私囊。显然，在这一点上，所谓“保守派”的意见其实是对的：商业贸易只能是民间的事。官方经商，必定祸国殃民。

　　青苗法的问题同样如此。青苗法不是办法不好，而是不该由官方‮款贷‬。不难设想，当时如果有多家可以竞争的商业‮行银‬来发放‮款贷‬，又有‮立独‬司法的民事法庭来解决经济纠纷，朝廷不过进行宏观控制（比如规定利息不得超过二分），则青苗法的实施就决不会弄得天下汹汹，民怨沸腾，贪官污吏也就无法将改⾰变成‮败腐‬的良机。

　　其实，不但‮款贷‬，而且税收也可以照此‮理办‬。‮国中‬历代王朝即便实行低税制度，但因人口众多，集腋成裘，也很可观。这些税收有银钱，也有实物，但取之于民，却未必能够用之于民，甚至未必能够用之于朝廷。西汉景帝末年，朝廷所蔵的铜钱，积累到几百万万，串钱的绳子腐烂，散钱遍地无人收拾。朝廷所蔵的粮食，新旧累积，无处堆放，只好任其霉变。宋神宗靠王安石新法富国強兵，32座內殿库房堆満绢缎，又再造库房堆积。如此之多的货币，如果

给‮行银‬打理，岂不是更可富国？如此之多的粮绢，如果投放市场流通，岂不是更可富民？一旦出现问题，即

由法庭审理，岂不是更有效率，更加省心？

　　但这完全不可能。因为多家竞争的商业‮行银‬和‮立独‬司法的民事法庭都只能是商业社会的产物，农业帝国是闻所未闻的，也是不可想象的。这就像朝野两

轮流坐庄、互相监督的共和制度不可想象一样。因此，原本是好朋友的王安石和司马光，便只好变成你死我活势不两立的死对头，在既无休止又无效益的争论中同归于尽，一个戴上“熙丰小人”的帽子被千夫所指，一个背上“元祐奷

”的罪名被后世唾骂。

　　和王安石、司马光一起同归于尽的还有大宋王朝。宋神宗和王安石去世后（公元1085年和1086年）没多久，就发生了“靖康之难”（公元1127年初），正所谓“宋人议论未定，金人兵已过河”从熙宁变法，到北宋亡国，前前后后也不过五六十年光景。宋神宗和王安石不但未能挽回王朝的颓势，反倒‮速加‬了它的灭亡。

　　其实更具悲剧

的恐怕还是司马光。因为王安石虽然“出师未捷⾝先死”毕竟还能“长使英雄泪満襟”司马光却只能背上“保守派”和“顽固派”的骂名，甚至被骂作“最没有头脑的人”不错，司马光的《资治通鉴》和司马迁的《史记》确实不可同⽇而语，此司马也不是彼司马。但司马光绝非没有头脑，甚至也未必就是“保守派”和“顽固派”就算是吧，如果能让他作为在野

和反对派在台下对王安石进行批评和监督，不也可以纠正王安石的一些错误吗？实际上，王安石的改⾰如果能够稳健一些，不是也不至于弄得那样民怨沸腾吗？杜牧的《阿房宮赋》最后说：“秦人不暇自哀，而后人哀之。后人哀之而不鉴之，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！”同样，如果我们今天仍然只知道以政治态度（改⾰与否）划线，对历史和历史人物进行道德层面上的批评，却不知道将九百多年前那次改⾰的成败得失引以为戒，那才真是哀莫大焉呐！

艾叶小说网 > 综合其它 > 帝国的惆怅作者:易中天	书号:44783 时间:2017/12/12 字数:251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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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面说过，王安石许多新法的本意，是要“公私两利”的。青苗法如此，市易法和均输法也一样。熙宁五年（公元1072年），一个名叫魏继宗的平民上书说，京师百货所居，市无常价，富户奷商便趁机进行控制，牟取暴利，吃亏的自然是老百姓。因此他建议设置“常平市易司”来管理市场，物价低时增价收购，物价⾼时减价出售，则“商旅以通，国用以⾜”这就是市易法的起因。具体办法，是由朝廷设立“市易司”拨款一百万贯为本，控制商业贸易。这个办法，和常平法一样，也是动用‮家国‬力量来平抑物价。当然“市易司”也不是专做亏本生意，也是要赢利的，只不过并不牟取暴利而已。比方说富户奷商一文钱买进二文钱卖出“市易司”则一文钱买进一文半卖出。赢利虽不算多，也能充盈国库。再加上官府财大气耝，控制了市场，物价的波动就不会太大。　　均输法的用意也是好的。我们知道，在王朝时代，地方上每年都要向‮央中‬运送财物，以供‮家国‬必要之需，这就是所谓“输”输送的品种和数量，当然也都有一定之规。这就有弊病。比如同一个地方，有时年成好，有时不好；同一种东西，有的地方贵，有的地方不贵。这原本是很正常的。但如果按照老办法，则不管丰年灾年，价贵价，输送的品种和数量都不准改变，当然并不合理。王安石的办法，是变“发运”为“均输”即拨款五百万贯（另加三百万石米）为本，由朝廷任命的“发运使”来统筹上供之事，以便“徙贵就，用近易远”也就是哪里的东西便宜就在哪里购买。国库里面剩余的物资，则由“发运使”卖到物价⾼的地区去。这样两头都有差价，多出来的钱，就成为‮家国‬财政的又一项收⼊。　　这个办法，也可以说就是变“地方贡奉”为“‮央中‬采购”观念也够超前的。但这样一来，所谓“发运使衙门”就变成了一家最大的国营企业，而且是垄断企业了。其实青苗、市易两法的问题也正在于此。青苗法是衙门做‮行银‬，市易法则是衙门做商店，兼做‮行银‬。因为“市易司”不但做买卖，还兼做‮款贷‬。商人以产业为抵押，五人互保，可以向“市易司”借钱或赊物，年息二分。于是市易司和发运使衙门，还有发放青苗‮款贷‬的州府县府，便都既是衙门，又是企业（公司或‮行银‬）。　　我们现在几乎每个‮国中‬人都知道，‮府政‬部门办企业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结果。何况王安石的办法还不是‮府政‬部门办企业，而是由‮府政‬直接做生意，结果自然只能是为‮败腐‬大开方便之门。当时代理开封府推官的苏轼就说均输法弊端甚多：“簿书廪禄，为费已厚”此其一：“非良不售，非贿不行”此其二。于是“官买之价，必贵于民。及其卖也，弊复如前”因此他断言：朝廷只怕连本钱都收不回！就算“薄有所获”也不会比向商人征税来得多。　　这是毋庸置疑的。因为我们比谁都清楚“官倒”是怎么回事，也都知道官方（‮府政‬或国企）采购是怎么回事。那可真是不买对的，只买贵的，不是品牌不要（非良不售），没有回扣不买（非贿不行）。所以官方采购贵于民间采购，也就不⾜为奇。至于官方经商，就更是有百弊无一利。事实上所谓“市易司”后来就变成了最大的投机倒把商。他们的任务，原本是购买滞销商品，但实际上却专门抢购紧俏物资。因为只有这样，他们才能完成朝廷下达的利润指标，也才能从中渔利，中私囊。显然，在这一点上，所谓“保守派”的意见其实是对的：商业贸易只能是民间的事。官方经商，必定祸国殃民。　　青苗法的问题同样如此。青苗法不是办法不好，而是不该由官方‮款贷‬。不难设想，当时如果有多家可以竞争的商业‮行银‬来发放‮款贷‬，又有‮立独‬司法的民事法庭来解决经济纠纷，朝廷不过进行宏观控制（比如规定利息不得超过二分），则青苗法的实施就决不会弄得天下汹汹，民怨沸腾，贪官污吏也就无法将改⾰变成‮败腐‬的良机。　　其实，不但‮款贷‬，而且税收也可以照此‮理办‬。‮国中‬历代王朝即便实行低税制度，但因人口众多，集腋成裘，也很可观。这些税收有银钱，也有实物，但取之于民，却未必能够用之于民，甚至未必能够用之于朝廷。西汉景帝末年，朝廷所蔵的铜钱，积累到几百万万，串钱的绳子腐烂，散钱遍地无人收拾。朝廷所蔵的粮食，新旧累积，无处堆放，只好任其霉变。宋神宗靠王安石新法富国強兵，32座內殿库房堆満绢缎，又再造库房堆积。如此之多的货币，如果给‮行银‬打理，岂不是更可富国？如此之多的粮绢，如果投放市场流通，岂不是更可富民？一旦出现问题，即由法庭审理，岂不是更有效率，更加省心？　　但这完全不可能。因为多家竞争的商业‮行银‬和‮立独‬司法的民事法庭都只能是商业社会的产物，农业帝国是闻所未闻的，也是不可想象的。这就像朝野两轮流坐庄、互相监督的共和制度不可想象一样。因此，原本是好朋友的王安石和司马光，便只好变成你死我活势不两立的死对头，在既无休止又无效益的争论中同归于尽，一个戴上“熙丰小人”的帽子被千夫所指，一个背上“元祐奷”的罪名被后世唾骂。　　和王安石、司马光一起同归于尽的还有大宋王朝。宋神宗和王安石去世后（公元1085年和1086年）没多久，就发生了“靖康之难”（公元1127年初），正所谓“宋人议论未定，金人兵已过河”从熙宁变法，到北宋亡国，前前后后也不过五六十年光景。宋神宗和王安石不但未能挽回王朝的颓势，反倒‮速加‬了它的灭亡。　　其实更具悲剧的恐怕还是司马光。因为王安石虽然“出师未捷⾝先死”毕竟还能“长使英雄泪満襟”司马光却只能背上“保守派”和“顽固派”的骂名，甚至被骂作“最没有头脑的人”不错，司马光的《资治通鉴》和司马迁的《史记》确实不可同⽇而语，此司马也不是彼司马。但司马光绝非没有头脑，甚至也未必就是“保守派”和“顽固派”就算是吧，如果能让他作为在野和反对派在台下对王安石进行批评和监督，不也可以纠正王安石的一些错误吗？实际上，王安石的改⾰如果能够稳健一些，不是也不至于弄得那样民怨沸腾吗？杜牧的《阿房宮赋》最后说：“秦人不暇自哀，而后人哀之。后人哀之而不鉴之，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！”同样，如果我们今天仍然只知道以政治态度（改⾰与否）划线，对历史和历史人物进行道德层面上的批评，却不知道将九百多年前那次改⾰的成败得失引以为戒，那才真是哀莫大焉呐！