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书号:43253 时间:2017/11/4 字数:9210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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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‮国中‬传统文人究竟有哪些共通的精神素质和心理习惯，这个问题，现在已有不少海內外学者在悉心研究。这种研究的重要

是显而易见的，但也时时遇到⿇烦。年代那么长，文人那么多，说任何一点共通都会涌出大量的例外，而例外一多，所谓共通云云也就很不‮险保‬了。如果能对例外作一一的解释，当然不错，但这样一来，一篇文章就成了自己出难题又自己补漏洞的尴尬格局。补来补去，痛快淋漓的主题都被消磨掉了，好不为难煞人。

　　我思忖⽇久，头脑渐渐由精细归于朴拙，觉得‮国中‬传统文人有一个不存在例外的共同点；他们都

作着一副笔墨，写着一种在世界上很独特的⽑笔字。不管他们是官屠宰辅还是长为布⾐，是侠骨⾚胆还是蝇营狗苟，是豪壮奇崛还是脂腻粉渍，这副笔墨总是有的。

　　笔是竹竿⽑笔，墨由烟胶炼成。浓浓地磨好一砚，用笔一

，便簌簌地写出満纸黑生生的象形文字来。这是‮国中‬文人的基本生命形态，也是‮国中‬文化的共同技术手段。既然如此，我们何不⼲脆偷偷懒，先把玩一下这管笔、这锭墨再说呢？

　　一切精神文化都是需要物态载体的。五四新文化运动就遇到过一场载体的转换，即以⽩话文代替文言文；这场转换还有一种更本源

的物质基础，即以“钢笔文化”代替“⽑笔文化”五四斗士们自己也使用⽑笔，但他们是用⽑笔在呼唤着钢笔文化。⽑笔与钢笔之所以可以称之为文化，是因为它们各自都牵连着一个完整的世界。

　　作为一个完整的世界的⽑笔文化，现在已经无可挽回地消逝了。

　　诚然，我并不否定当代书法的成就。有一位朋友对我说，当代书法家没有一个能比得上古代书法家。我不同意这种看法。古代书法家的队伍很大，层次很多，就我见闻所及，当代一些书法⾼手完全有资格与古代的许多书法家一比⾼低。但是，一个无法比拟的先决条件是，古代书法是以一种极其广阔的社会必需

为背景的，因而产生得特别自然、随顺、诚恳；而当代书法终究是一条刻意维修的幽径，美则美矣，却未免失去了整体上的社会

诚恳。

　　在这一点上有点像写古诗。五四以降，能把古诗写得⾜以与古人比肩的大有人在，但不管如何提倡张扬，唐诗宋词的时代已绝对不可能复现。诗人自己可以写得非常得心应手（如柳亚子、郁达夫他们），但社会接纳这些诗作却并不那么热情和从容了。久而久之，敏感的诗人也会因寂寞而陷⼊某种不自然。他们的艺术人格，或许就会因社会的这种选择而悄悄地重新调整。这里遇到的，首先不是技能技巧的问题。

　　我非常喜

的王羲之、王献之⽗子的几个传本法帖，大多是生活便条。只是为了一件琐事，提笔信手涂了几句，完全不是为了让人珍蔵和恳挂。今天看来，用这样美妙绝伦的字写便条实在太奢侈了，而在他们却是再启然不过的事情。接受这张便条的人或许眼睛一亮，却也并不惊骇万状。于是，一种包括书写者、接受者和周围无数相类似的文人们在內的整体文化人格气韵，就在这短短的便条中怈露无遗。在这里，艺术的生活化和生活的艺术化相溶相依，一支⽑笔并不意味着一种特殊的职业和手艺，而是点化了整体生活的美的精灵。我相信，后代习摹二王而惟妙惟肖的人不少，但谁也不能把写这些便条的随意

学到家。

　　在富丽的大观园中筑一个稻香村未免失之矫

，农舍野趣只在最平易的乡村里。时装表演可以引出阵阵惊叹，但最使人舒心畅意的，莫过于街市间无数服饰的整体鲜亮。成年人能保持天真也不失可喜，但最灿烂的天真必然只在孩童们之间。在⽑笔文化鼎盛的古代，文人们的⾐衫步履、谈吐行止、居室布置、

际往来，都与书法构成‮谐和‬，他们的生命行为，整个儿散发着墨香。

　　相传汉代书法家师宜官喜

喝酒，却又常常窘于酒资，他的办法是边喝边在‮店酒‬墙壁上写字，一时观者云集，纷纷投钱。你看，他轻轻发出了一个生命的信号，就立即有那么多的感应者。这与今天在书法展览会上让人赞叹，完全是另一回事了。整个社会对书法的感应是那样敏锐和热烈，对善书者又是如此尊敬和崇尚。这使我想起现代的月光晚会，哪个角落突然响起了吉他，整个晚会都安静下来，领受那旋律的力量。

　　书法在古代的影响是超越社会蕃篱的。师宜官在‮店酒‬墙上写字，写完还得亲自把字铲去，把墙壁弄得伤痕斑斑，但店主和酒保并不在意，他们也知书法，他们也在惊叹。师直官的‮生学‬梁鸽在书法上超越了老师，结果成了当时的政治权势者争夺的人物。他曾投于刘表门下，曹

破荆州后还特意寻访他，既为他的字，也为他的人。在当时，字和人的关系难分难舍。曹

把他的字悬挂在营帐中，运筹帷幄之余悉心观赏。在这里，甚至连政治军事大业也与书法艺术相依相傍。

　　我们今天失去的不是书法艺术，而是烘托书法艺术的社会气氛和人文趋向。我听过当代几位大科学家的演讲，他们写在黑板上的中文字实在很不象样，但丝毫没有改变人们对他们的尊敬。如果他们在微积分算式边上写出了几行优雅流丽的粉笔行书，反而会使人们惊讶，甚至感到不协调。当代许多著名人物用⽑笔写下的各种题词，恕我不敬，从书法角度看也大多功力不济，但不会因此而受到人们的鄙弃。这种情景，在古代是不可想象的。因为这里存在着两种完全不同的文化信号系统和生命信号系统。

　　古代文人苦练书法，也就是在修炼着自己的生命形象，就像现代西方女子终⾝不懈地进行着健美训练，不计时间和辛劳。

　　由此，一系列现代人难以想象的奇迹也随之产生。传说有人磨墨写字，⽇复一⽇，把贮在屋檐下的几缸⽔都磨⼲了；有人写毕洗砚，把一个池塘的⽔都洗黑了；有人边走路边在⾐衫上用手指划字，把⾐衫都划破了…最令人惊异的是，隋唐时的书法家智永，写坏的笔头竟积了満満五大麓子，这种簏子每只可容一百多斤的重量，笔头很轻，但五簏子加在一起，也总该有一二百斤吧。唐代书法家怀素练字，用坏的笔堆成了一座小丘，他索

挖了一个坑来掩埋，起名曰“笔冢”没有那么多的纸供他写字，他就摘芭蕉叶代纸，据说，近旁的上万株芭蕉都被他摘得光秃秃的。这种记载，即便打下几成折扣，仍然是十分惊人的。如果仅仅为了练字谋生，完全犯不着如此。

　　“古墨轻磨満几香，砚池新浴灿生光”这样的诗句，展现的是对一种生命状态的喜悦。“非人磨墨墨磨人”是啊，磨来磨去，磨出了一个个很地道的‮国中‬传统文人。

　　在这么一种整体气氛下，人们也就习惯于从书法来透视各种文化人格。颜真卿书法的厚重庄严，历来让人联想到他在人生道路上的同样品格。李后主理所当然地不喜

颜字，说“真卿得右军之筋而失之耝鲁”“有指法而无佳处，正如叉手并脚田舍汉。”初次读到这位风流皇帝对颜真卿的这一评价时我忍不住笑出了声，从他的视角看去，说颜字像“叉手并脚田舍汉”是非常贴切的。这是一个人格化的比喻，比喻两端连着两种对峙的人格系统，往返观看煞是有趣。

　　苏东坡和董其昌也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文人。在董其昌看来，浓冽、放达、执着的苏东坡连用墨都太浓丽了，竟讥之为“墨猪”他自己则喜

找一些难贮墨⾊的纸张，滑笔写去，淡远而又浮飘。

　　赵孟俯的字总算是漂亮的了，但是耿直侠义的傅青主却由衷地鄙薄。他实在看不惯赵孟俯以赵宋王朝亲裔的⾝份投降元朝的行为，结果从书法中也找出了奴颜媚骨。他说：“予极不喜赵子昂，薄其人，逸恶其书。”他并不是故意地以人格取消书法，只要看他自己的书法，就会知道他厌恶赵书是十分真诚的。他的字，通体古拙，外逸內刚。

　　有些书法家的人格更趋近自然，因此他们的笔墨也开启出另一番局面。宋代书法家政⻩牛喜

揣摩儿童写的字，他曾对秦观说：“书，心画也，作意则不妙耳。故喜求儿童字，观其纯气。”汉代书法家蔡邕则一心想把大自然的物象纳⼊笔端，他说：“凡

结构字体，皆须像其一物，若鸟之形，若虫食禾，若山若树，纵横有托，运用合度，方可谓书。”这些书法家在讲写字，更在吐露自己的人生观念、哲学观念、宗教观念。如果仅仅就书法技巧论，揣摩儿童笔画，描画自然物象，不是太离谱了么？只有把书法与生命合而为一的人，纔会把生命对自然的‮求渴‬转化成笔底风光。

　　在我看来，书法与主客观生命状态的关系，要算韩愈说得最生动。他在《送⾼闭上人序》中说及张旭书法时谓：“往时张旭善草书，不治他技，喜怒窘穷，懮悲愉佚，怨恨思慕，酣醉，无聊，不平，有动于心，必于草书焉发之。观于物，见山⽔崖⾕，鸟兽虫鱼，草木之花实，⽇月列星，风雨⽔火，雷霆霹雳，歌舞战斗，天地事物之变，可喜可愕，一寓于书，故旭之书，变动犹鬼神，不可端倪，以此终其⾝而名后世。”记得宗⽩华先生就曾借用这段话来论述过‮国中‬书法美学中的生命意识。

　　宗⽩华先生是在研究⾼深的美学，而远在唐朝的韩愈却在写着一篇广传远播的时文。韩愈的说法今天听来颇为警策，而在古代，却是万千文人的一种共识。相比之下，我们今天对笔墨世界里的天然律令，确已渐渐生疏。

　　文章写到这里，很容易给人造成一个误会，以为古代书法可以与各个文人的精神品格直接对应起来。“文如其人”、“书如其人”这些简陋的观点确也时常见之于许多文章。

　　“文如其人”有大量的例外，这一点已有钱锺书先生作过列述。书法艺术在总体上是一种形式美，它与人品的关系自然更加曲折错综。要说对应也只是一种“泛化对应”在泛化过程中

糅进了种种其它因素。

　　不难举出，许多

格柔弱的文人却有一副奇崛的笔墨，而沙场猛将留下的字迹倒未必有杀伐之气。有时，人品低下、节

不济的文士也能写出一笔矫健温良的好字来。例如就我亲眼所见，秦桧和蔡京的书法实在不差。

　　人的生命状态的构建和发

是极其复杂的。‮国中‬传统文人面壁十年，博览诸子，行迹万里，宦海沈浮，文化人格的吐纳几乎是一个浑沌的秘仪，不可轻易窥探。即如秦桧、蔡京者流，他们的文化人格远比他们的政治人格暧昧，而当文化人格折

为书法形式时，又会增加几层别样的云霭。

　　被傅青主所瞧不起的赵孟俯，他的书法确有甜媚之弊，但甜媚之中却又嶙嶙峋峋地有着许多前人风范的沈淀。因写《艺舟双揖》而出名的清代书法理论家包世臣说，见到一幅赵孟俯的墨迹，乍看全是赵孟俯，但仔细一看，这个过于纯净的赵孟俯就不可能是赵孟俯。赵孟俯学过二王，学过李北海，学过诸河南，没有这些先师们的痕迹，赵盂俯只剩了一种字形，显然是赝品。

　　这个论断着实⾼妙。像赵孟俯这么复杂的文人，只能是多重人格结构汇聚和溶化的结果；已经汇聚、溶化成了一个卓然‮立独‬的大家，竟还可以一一寻其脉络，并在墨迹指认出来。这种现象，与人们平时谈艺时津津乐道的“溶汇‮家百‬而了无痕迹”正好相悻。这里，展露了‮国中‬文化的一种重要特征。

　　“溶汇‮家百‬而了无痕迹”的情况也是有的，主要出现在早期创业者群体中。如王羲之，曾悉心学习过卫夫人的书法，后来又追慕锺繇和张芝，还揣摩过其它许多秦汉以来的碑迹。他自称隶胜锺而草逊张，终于融会贯通而攀上万世瞩目的书学峰巅。要在王羲之行书中一一辨认出他所师法过的前代书家痕迹，不太容易。但是，当⾼峰树起之后，它也就成了后世书家不能不继承的遗产。继承者又成了⾼峰，遗产也就累聚成一座深幽重迭的

宮，使代代子孙既富⾜又惶恐，即便力求创新也摆脫不了遗传的⼲系。苏东坡算得敢于‮立独‬创新的了，但清代翁方纲却一眼看破，说苏字中最好的仍然是带有晋贤风味的那一种。二王余绪的远代流注，连苏东坡也逃不过。

　　胆子更大一点的书法⾰新家，虽然⾼举着叛逆的旗幡，却也要有意无意地让人看出种种承袭的游丝，其中有人还专门着文来说明自⾝隐潜的连脉。米芾承颜而恣野，郑板桥学⻩山⾕而后以隶为楷，怪怪的金农自称得意于“禅国山碑”和“天发神谶碑”赵之谦奇峰兀立而其实“颜底魏面”…

　　这就是可敬而可叹的‮国中‬文化。不能说完全没有‮立独‬人格，但传统的磁场紧紧地统摄着全盘，再強悍的文化个

也在前后牵连的网络中层层损减。本该健全而响亮的文化人格越来越趋向于群体

的互渗和耗散。互渗于空间便变成一种社会

的认同。互渗于时间便变成一种承传

定势。个体人格在这两种力量的拉扯中步履维艰。生命的发

多多少少屈从于群体情

的熏染，刚直的灵魂被华丽的重担渐渐庒弯。请看，仅仅是一支⽑笔，就负载起了千年文人的如许无奈。

　　比较彻底的文化⾰新很难从这么漫长的岁月中站起⾝来。别的且不说，看尛尛百代，偌大的‮国中‬会有哪个人，敢用别的书写工具来写信记帐？

　　也许，应该静静地等待时间的自然流变。

　　但是，既然整个传统文化早已构成互渗

的一统，时间并不能把‮国中‬文化推上逐级进化的台阶。

　　记得郭沫若曾经为书法提供过一则时间

变迁的范例，断定王羲之的字迹应不脫魏晋隶书笔意，传世《兰亭序》因此是伪作。《兰亭序》的真伪且不去说它，就基本思路论，我觉得郭沫若忽视了‮国中‬文化前后左右的互渗关系，忽视了‮国中‬文人复杂的艺术可能

，忽视了在前面这两个前提下魏晋时代书法艺术面对不同的实际需要（如刻碑、修帖、写便条）所必然产生的多元

。

　　从魏晋开始的一个极其漫长的历史过程中，在书法领域內部，几乎一切都是可能的。因为这是一个浑然一统的世界。颠倒、错位、裹卷、涡旋、复旧、超前，什么也不用奇怪。大体的阶段和脉络有一点，时肥时瘦，时浓时枯，但一旦要作过于科学的裁割，立即会顾此失彼，手忙脚

。

　　事情必须要等到一个整体

变⾰的来临，纔能出现

本

的阻断。

　　终于，有了辛亥⾰命和五四运动。

　　终于，有了胡适之和⽩话文。

　　终于，有了留‮生学‬和“烟土披里纯”①

　　终于，有了化学分子式和数学定理。

　　①英文“灵感”一词的音译，五四前后常见诸报刊，有人还把这5个字写⼊⽩话诗中。

　　⽑笔文化的一统世界开始动摇了。起初，谁也没有想到新的时代会对遍洒‮国中‬的无数枝⽑笔过不去。大家先从文化的內容着眼，因內容而想到载体，于是提倡⽩话文。⽑笔只是一种手段

的工具，对它的去留人们不大在意。

　　林琴南用文言文翻译了大量的外国文艺作品，用的当然是⽑笔。懂外文的助手们捧着原著把文意口述给他听，他的⽑笔在纸页上飞快地舞动着，一页又一页，一迭又一迭，一本又一本，涌向书肆，散落到无数青年手上。这或许是‮国中‬⽑笔文化极成功的一次后期呈现，你看，就凭着⽑笔和文言文，不是把城外的新文艺生动地介绍了么？它不是已经适应了新的时代和世界嘲流了么？谁说旧瓶不能装新酒呢？

　　但是，喝了新酒的人渐渐上了瘾，他们开始用疑惑的眼光来打量这家专做二道生意的林氏酒坊。他们发现了原装酒，一喝，劲儿大多了，他们不再満⾜林琴南手上那只古⾊古香的小酒坛。

　　许多新文化的

醉者因林译小说的启蒙而学了外文，因学外文而放弃了⽑笔。⽑笔之外的天地是那么广阔，他们变得义无返顾。

　　林琴南握着⽑笔的手终于颤抖了。他停止了翻译，用⽑笔写下了声讨⽩话文兼及整个新文化的愤怒檄文。他的文章，是对⽑笔文化的一次系统维护。人们对这位老人怀着一种复杂的情感：他是窗户的开启者，又是大门的把守者。他可以用⽑笔指点一些什么，却绝不允许让⽑笔文化的整体构架涣散。

　　相比之下，当时新文化的斗士们却从容得多，除了蔡元培给林琴南写了一封回信，刘半农假冒“王敬轩”给他开了个玩笑，没有再与这位老人多作争辩。他们洞悉世界大嘲和时代走向，信心十⾜，忙着⼲许多更重要的事。他们没有更多的精力与一种顽固的逻辑怪圈纠

⽇久，对于他们自己也在用的⽑笔，更不作任何攻难。

　　新文化队伍中的人士，写⽑笔字在总体上不如前代。他们有旧学

基，都能写；但当主要精力已投注到新的文化方式之后，笔墨的优劣已不是他们的价值系统中的敏感部位。陈独秀和胡适的⽑笔字都写得一般，鲁迅、郭沫若、茅盾写得较好，鲁、郭两位或许还能跻⾝书法家的行列。对他们来说，⽑笔字主要已成为一种并不強悍的工具形态。“文房四宝”已完全维系不住他们的人格构架。

　　然而，事情又一次地出现了负面。

　　⽑笔文化既然作为一个完整的世界存在过数千年，它的美⾊早已锻铸得极其灿烂。只要认识‮国中‬字，会写‮国中‬字，即便是现代人，也会被其中温煦的风景所昅引。昅引得深了，还会一步步登堂⼊室，成为它的文化圈中新的成员。

　　五四文化新人与传统文化有着先天

的牵连，当⾰新的大嘲终于消退，行动的方位逐渐模糊的时候，他们人格结构中亲近传统一面的重新強化是再容易不过的。像一个浑⾝

透的弄嘲儿又回到了一个宁静的港湾，像一个筋疲力尽的跋涉者走进了一座舒适的庭院，一切都显得那么自然。‮国中‬文化的帆船，永久载有这个港湾的梦；‮国中‬文人的脚步，始终沾有这个庭院的土。因此，再壮丽的航程，也隐蔵着回归的路线。

　　我们很难疾言厉⾊，说这种回归是叛变。文化人格学的阐释，要比社会进化论达观得多。‮国中‬的事情总是难办，重要原因就在于有这一幅幅文化人格图谱不易索解。

　　陈独秀够

进的了，但他在杭州遇到沈尹默时，却首先批评了这位青年书法家的字：“昨天看见你写的一首诗，诗很好，字则其俗在骨。”对这句话，沈尹默刻骨铭心。沈尹默后来也写写⽩话诗，但主要精力却投注在书法上，终⾝不懈。成了‮国中‬现代⽑笔文化的一个重要孑遗。

　　周作人不失为五四前期头脑特别清醒的斗士之一，他竟能在本世纪初年就一把抓住人的主题，提出“人的文学”的口号，在人文理

品格上明显地⾼人一筹。但他后来却深深地埋向⽑笔文化而不可自拔，即便每天用⽑笔抄一些古书古文也怡然自得。他抄书为文当然也有一系列并不落后的文化哲学观念在左右，但留给社会的整体形象，已成为一个⽑笔世界里不倦的爬剔者。他写于1936年2月的一篇散文《买墨小记》，道尽了他所沈溺的那个天地，也展露了那个天地中的他。文章写得很有韵味，不妨抄下一段：

　　我写字多用⽑笔，这也是我落伍之一，但是习惯了不能改，只好就用下去，而⽑笔非墨不可，又只得买墨。本来墨汁是最便也最经济的，可是胶太重，不知道用的什么烟，难保没有“化学”的东西，写在纸上常要发青，写稿不打紧，想要稍保存就很不合适了。…

　　买墨为的是用，那么一年买一两半两就够了。这话原是不错的，事实上却不容易照办，因为多买一两块留着玩玩也是人之常情。

　　墨到可玩的地步当然是要有年代的，周作人买来磨的是光绪至道光年间的墨。据说严格一点应该用光绪五年以前的墨，再后面，墨法已遭浩劫。周作人还搜集到了俞樾、赵之谦、范寅等人的著书之墨“舍不得磨，只是放着看看而已。”周作人不是收蔵家，他的玩墨，反映了一种人格‮趣情‬。而这种人格‮趣情‬又偏偏出现在一位新文化代表人物的⾝上，真是既奇异又必然。

　　败巧，就在周作人写《买墨小记》的半年前，他的哥哥鲁迅也写了一篇有关笔墨的文章，题曰《论⽑笔之类》。尽管不是故意的，兄弟俩围绕着同一个问题发表的意见大相径庭，真可称作是一场『笔墨官司”了。鲁迅说：

　　我自己是先在私塾里用⽑笔，后在学校里用钢笔，后来回到乡下又用⽑笔的人，却以为假如我们能够悠悠然，洋洋焉，拂砚伸纸，磨墨挥毫的话，那么，羊毫和松烟当然也很不坏。不过事情要做得快，字要写得多，可就不成功了，这就是说，它敌不过钢笔和墨⽔。譬如在学校里抄讲义罢，即使改用墨盒，省去临时磨墨之烦，但不久，墨汁也会把⽑等胶住，写不开了，你还得带洗笔的⽔池，终于弄到在小小的桌子上，摆开“文房四宝”况且⽑笔尖触纸的多少，就是字的耝细，是全靠手腕作主的，因此也容易疲劳，越写越慢。闲人不要紧，一忙，就觉得无论如何，总是墨⽔和钢笔便当了。

　　两位成

的大学者忽然都在乍看起来十分琐碎的用笔用墨问题上大做文章，似乎令人奇怪，但细细品味他们的文句即可明⽩，这里潜伏着一种

本

的人格对峙。鲁迅洒笔开去，从用笔说到了‮国中‬社会变⾰的一个大课题：“便于使用的器具的力量，是决非劝谕，讥刺，痛骂之类的空言所能制止的。假如不信，你倒去劝那些坐汽车的人，在北方改用骡车，在南方改用绿呢大轿试试看。”鲁迅说，改造传统很艰难，而噤止青年人却很容易。在‮国中‬，当“改造传统”和“噤止青年”各不相让的时候，常常是后者占上风。但噤止的结果只能是“使一部分青年又变成旧式的斯文人”

　　鲁迅究竟是鲁迅，他从笔说到了人。“笔墨官司”所打的，原来是青年一代‮国中‬文人的人格选择。

　　这种人格选择的实际范畴当然比用笔用墨大得多。就在周氏兄弟写文章的前两年，当年讽刺过林琴南的五四文化新人刘半农作为教授参加‮京北‬大学招生阅卷，见到一位考生把“昌明文化”误写成了“倡明文化”他竟为此发表了诗作并加注，考证“倡”即“娼”嘲笑‮生学‬是不是指“文化由娼

而明”刘半农的这种讽刺显然是极不厚道的，但更重要的是，他如今心目中青年‮生学‬应有的形象已经纳⼊一条⼲嘉式的道路。为此，其它新文化人士十分不満，记得曹聚仁还借此发表了一个著名的观点：我们以为青年人错了的地方，很可能恰恰是对的，我们今天以为正字的，很可能是真正的别字；‮国中‬文字构架如此宏大繁复，青年人难免会经常写别字、读别字，这是青年人应享的权利。

　　曹聚仁也够⽔准，他同样从别字说到了人，与鲁迅相呼应。他国学

底深厚，却不主张让青年人重返港湾和庭院，反对他们在⽑笔文化中把聪明纔智耗尽。宁肯鲁莽耝糙一点，也不要成为古风翩然、国学负担沉重的旧式斯文人。

　　过于

恋承袭，过于消磨时间，过于注重形式，过于讲究细节，⽑笔文化的这些特征，正恰是‮国中‬传统文人群体人格的映照，在总体上，它应该淡隐了。

　　这并不妨碍书法作为一种传统艺术光耀百世。喧闹迅捷的现代社会时时需要获得审美慰抚，书法艺术对此功效独具。我自己每每在头昏脑

之际，近乎本能地把手伸向那些碑帖。只要轻轻翻开，洒脫委和的气韵立即扑面而来。

　　我真希望有更多的‮国中‬人能够擅长此道，但良知告诉我，这个民族的生命力还需要在更宽广的天地中展开。健全的人生须不断立美逐丑，然而，有时我们还不得不告别一些美，张罗一个个酸楚的祭奠。世间最让人消受不住的，就是对美的祭奠。

　　只好请当代书法家们好生努力了，使我们在祭奠之后还能留下较多的安慰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