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六只手指：白先勇散文精编全集免费阅读,蓦然回首-艾叶小说网

书号:39646 时间:2017/9/6 字数:6718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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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许多年了，没有再看自己的旧作。这次我的早期短篇小说由远景出版社结集出版，又有机会重读一遍十几年前的那些作品，一面读，心中不噤纳罕：原来自己也曾那般幼稚过，而且在那种年纪，不知哪里来的那许多奇奇怪怪的想法。讲到我的小说启蒙老师，第一个恐怕要算我们从前家里的厨子老央了。老央是我们桂林人，有桂林人能说惯道的口才，鼓儿词奇多。因为他曾为火头军，见闻广博，三言两语，把个极平凡的故事说得鲜蹦活跳。冬天夜里，我的房中架上了一个炭火盆，灰烬里煨着几枚红薯，火盆上搁着一碗⽔，去火气。于是老央便问我道：“昨天讲到那里了，五少？”“薛仁贵救驾——”我说。老央正在跟我讲《薛仁贵征东》。那是我开宗明义第一本小说，而那银牙大耳，⾝⾼一丈，手执方天画戟，⾝着银盔⽩袍，替唐太宗征⾼丽的薛仁贵，便成为了我心中牢不可破的英雄形象，甚至亚历山大、拿破仑，都不能跟我们这位大唐壮士相比拟的。老央一迳裹着他那件油渍斑斑、煤灰扑扑的军棉袍，两只手指甲里乌乌黑尽是油腻，一进来，一⾝的厨房味。可是我一见着他便如获至宝，一把抓住，不到‮觉睡‬，不放他走。那时正在抗⽇期间愁云惨雾的重庆，才七八岁我便染上了二期肺病，躺在

上，跟死神搏斗。医生在灯下举着我的爱克斯光片指给⽗亲看，⽗亲脸⾊一沉，因为我的右边肺尖上照出一个大洞来。那个时候没有肺病特效药，大家谈痨变⾊，提到肺病两个字便

使眼⾊，好像是件极不吉祥的事。家里的亲戚佣人，一走过我房间的窗子便倏地矮了半截弯下⾝去，不让我看见，一溜烟逃掉，因为怕被我抓进房子讲“故仔”我得的是“童子痨”染上了还了得。一病四年多，我的童年就那样与世隔绝虚度过去，然而我很着急，因为我知道外面世界有许许多多好玩的事情发生，我没份参加。嘉陵江涨大⽔，我擎着望远镜从窗外看下去，江中浊浪冲天，许多房屋人畜被洪流呑没，我看见一些竹筏上男男女女披头散发，仓皇失措，手脚

舞，竹筏被漩涡卷得直转，我捶着

叫：“嗳！嗳！”然而家人不准我下来，因为我在发烧。于是躺在

上，眼看着外面许多生命一一消逝，心中只有⼲急。得病以前，我受⽗⺟宠爱，在家中横行霸道，一旦隔离，拘噤在花园山坡上一幢小房子里，我顿感打⼊冷宮，十分郁郁不得志起来。一个舂天的傍晚，园中百花怒放，⽗⺟在园中设宴，一时宾客云集，笑语四溢。我在山坡的小屋里，悄悄掀开窗帘，窥见园中大千世界，一片繁华，自己的哥姊，堂表弟兄，也穿揷其间，个个喜气洋洋。一霎时，一阵被人摒弃、为世所遗的悲愤兜上心头，噤不住痛哭起来。那段期间，火头军老央的《说唐》，便成为我生活中最大的安慰。我向往瓦岗寨的英雄世界，秦叔宝的英武，程咬金的诙谐，尉迟敬德的鲁莽，对于我都是刻骨铭心的。当然，《征西》中的樊梨花，亦为我深深喜爱。后来看京戏《樊江关》，樊梨花一出台，头揷雉尾，⾝穿锁子⻩金甲，⾜蹬粉底小蛮靴，一声娇叱盼顾生姿，端的是一员俊俏女将，然而我看来很眼

，因为我从小心目中便认定樊梨花原该那般威风。

　　病愈后，重回到人间世，完全不能适应。如同囚噤多年的鸟，一旦出笼，惊慌失措，竟感到有翅难飞。小学中学的生涯，对我来说，是一片紧张。我变得不合群起来，然而又因生

好強，不肯落人后，便拼命用功读书，国英数理，不分昼夜，专想考第一，不喜

的科目也背得滚瓜烂

，不知浪费了多少宝贵光

。然而除了学校，我还有另外一个世界，我的小说世界。一到了寒暑假，我便去街口的租书铺，抱回来一堆一堆牛⽪纸包装的小说，发愤忘食，埋头苦读。还珠楼主五十多本《蜀山剑侠传》，从头到尾，我看过数遍。这真是一本了不得的巨著，其设想之奇，气魄之大，文字之美，功力之⾼，冠绝武林，没有一本小说曾经使我那样着

过。当然，我也看张恨⽔的《啼笑因缘》、《斯人记》、徐的《风萧萧》不忍释手，看巴金的《家》、《舂》、《秋》也很起劲。《三国》、《⽔浒》、《西游记》，似懂非懂的看了过去，小学五年级便开始看《红楼梦》，以至于今，

头摆的仍是这部小说。

　　在建国中学初三的那一年，我遇见了我的第二位启蒙先生，李雅韵老师。雅韵老师生长北平，一口纯正的京片子，念起李后主的《虞美人》，抑扬顿挫。雅韵老师替我启开了‮国中‬古典文学之门，使我首次窥见古‮国中‬之伟大庄严。雅韵老师文采甚丰，经常在报章杂志发表小说。在北平大学时代，她曾参加地下抗⽇工作，掩护我方同志。战后当选国大代表，那时她才不过二十多岁。在我心目中，雅韵老师是一个文武双全的巾帼英雄。在她⾝上，我体认到儒家安贫乐道、诲人不倦、知其不可而为之的执着精神。她是我们的国文导师，她看了我的作文，鼓励我写作投稿。她替我投了一篇文章到《野风》杂志，居然登了出来，师生皆大

喜。她笑着对我说：“你这样写下去，二十五六岁，不也成为作家了？”她那句话，对我影响之深，恐怕她当初没有料及，从那时起，我便梦想以后要当“作家”中学毕业，我跟雅韵老师一直保持联系，出国后，也有信件往来，一九六九年我寄一封圣诞卡去，却得到她先生张文华老师的回信，说雅韵老师于九月间，心脏病发，不治⾝亡，享年才五十。雅韵老师⾝经抗⽇，邦灾国难，体验深刻，难怪她偏好后主词“恰似一江舂⽔向东流”她念来余哀未尽，我想她当时自己一定也是感慨良多的吧。

　　⾼中毕业，本来我保送台大，那时却一下子起了一种浪漫念头。我在地理书上念到长江三峡⽔利灌溉计划，Y。V。A。如果筑成可媲美‮国美‬的T。V。A。，‮国中‬中部农田⽔利一举而成，造福亿万生民。我那时雄心万丈，我要去长江三峡替‮国中‬建一个Y。V。A。一面建设‮家国‬，一面游名川大山，然后又可以写自己的文章。小时游过长江，山川雄伟，印象极深。当时台大没有⽔利系，我便要求保送成功大学。读了一年⽔利工程，发觉自己原来对工程完全没有‮趣兴‬，亦无才能，Y。V。A。大概还轮不到我去建设。同学们做物理实验，非常认真在量球径，我却带了一本《琥珀》去，看得津津有味。一个人的志趣，是勉強不来的，我的“作家梦”却愈来愈強烈了。有一天，在台南一家小书店里，我发觉了两本封面褪⾊、灰尘満布的杂志《文学杂志》第一、二期，买回去一看，顿时如纶音贯耳，我记得看到王镇国译华顿夫人的《伊丹傅罗姆》，浪漫兼写实，美不胜收。虽然我那时看过一些翻译小说：《简爱》、《飘》、《傲慢与偏见》、《咆哮山庄》，等等，但是信手拈来，并不认真。夏济安先生编的《文学杂志》实是引导我对西洋文学热爱的桥梁。我作了一项我生命中异常重大的决定，重考大学，转攻文学。事先我没有跟⽗⺟商量，先斩后奏。我的“作家梦”恐怕那时候⽗⺟很难了解。我征求雅韵老师的意见，本来我想考中文系，雅韵老师极力劝阻，她说学西洋文学对小说创作的启发要大得多。她本人出⾝国文系，却能作如此客观的忠告，我对她非常感佩。台大放榜，⽗⺟亲免不得埋怨惋惜了一番。‮湾台‬学校的风气，男孩子以理工为上，法商次之，文史则属下乘。我在⽔利系的功课很好，是系里的第一名，但那只是分数⾼，我对数理的领悟力，并不算強。我解说了半天，⽗亲看见大势已定，并不坚持，只搬出了古训说：“行有余力，则以学文。”我含糊应道：“人各有志。”⺟亲笑叹道：“随他吧，‘行行出状元’。”她心里倒是⾼兴的，因为我又回到台北家中来了。

　　进⼊台大外文系后，最大的奢望便是在《文学杂志》上登文章，因为那时文学杂志也常常登载同学的小说。我们的国文老师经常给文学杂志拉稿。有一次作文，老师要我们写一篇小说，我想这下展才的机会来了，一下子

上去三篇。发下来厚厚一叠，我翻了半天，一句评语也没找到，开头还以为老师看漏了，后来一想不对，三篇总会看到一篇，一定是老师不赏识，懒得下评。顿时脸上热辣辣，赶快把那一大叠稿子塞进书包里，生怕别人看见。“作家梦”惊醒了一半，心却没有死，反而觉得有点怀才不遇，没有碰到知音。于是自己贸贸然便去找夏济安先生，开始还不好意思把自己的作品拿出来，借口去请他修改英文作文。一两次后，才不尴不尬的把自己一篇小说递到他书桌上去。我记得他那天只穿了一件汗衫，一面在翻我的稿子，烟斗昅得呼呼响。那一刻，我的心直在跳，好像在等待法官判刑似的。如果夏先生当时宣判我的文章“死刑”恐怕我的写作生涯要多许多波折，因为那时我对夏先生十分敬仰，而且自己又毫无信心，他的话，对于一个初学写作的人，一褒一贬，天壤之别。夏先生却抬起头对我笑道：“你的文字很老辣，这篇小说我们要用，登到《文学杂志》上去。”那便是《金大

》，我第一篇正式发表的小说。

　　后来又在文学杂志上继续发表《我们看‮花菊‬去》(原名《⼊院》)，《闷雷》本来也打算投到文学杂志，还没写完，夏先生只看了一半，便到‮国美‬去了。虽然夏先生只教了我一个学期，但他直接间接对我写作的影响是大的。当然最重要的是他对我初“登台”时的鼓励，但他对文字风格的分析也使我受益不少。他觉得‮国中‬作家最大的⽑病是滥用浪漫热情、感伤的文字。他问我看些什么作家，我说了一些，他没有出声，后来我提到⽑姆和莫泊桑，他却说：“这两个人的文字对你会有好影响，他们用字很冷酷。”我那时看了许多浪漫主义的作品，文字有时也染上感伤⾊彩，夏先生特别提到两位作家，大概是要我学习他们冷静分析的风格。夏先生对于文学作品的欣赏非常理智客观，而他为人看起来又那样开朗，我便错以为他早已超脫，不为世俗所扰了，后来看了《夏济安⽇记》，才知道原来他的心路历程竟是那般崎岖。他自己曾是一个浪漫主义者，所以他才能对浪漫主义的弊端有那样深刻的认识。

　　大三的时候，我与几位同班同学创办《现代文学》，有了自己的地盘，发表文章当然就容易多了，好的坏的一齐上场，第一期我还用两个笔名发表了两篇：《月梦》和《⽟卿嫂》。黎烈文教授问我：“《⽟卿嫂》是什么人写的？很圆

，怕不是你们写的吧？”我一得意，赶快应道：“是我写的。”他微感惊讶，打量了我一下，大概他觉得我那时有点人小鬼大。现在看看，出国前我写的那些小说大部分都嫰得很，形式不完整，情感太露，不懂得控制，还在尝试习作阶段。不过主题大致已经定形，也不过是生老病死，一些人生基本永恒的现象。倒是有几篇当时怎么会写成的，事隔多年，现在回忆起来，颇有意思。有一年，智姐回国，我们谈家中旧事，她讲起她从前一个保姆，人长得很俏，喜

带⽩耳环，后来出去跟她一个⼲弟弟同居。我没有见过那位保姆，可是那对⽩耳环，在我脑子里却变成了一种蛊惑，我想带⽩耳环的那样一个女人，爱起人来，一定死去活来的——那便是⽟卿嫂。在宪兵学校，有一天我上地图阅读，我从来没有方向观，不辨东西南北，听了⽩听，我便把一张地图盖在稿纸上，写起《寂寞的十七岁》来。我有一个亲戚，学校功课不好，家庭没有地位，非常孤独，自己跟自己打假电话，我想那个男孩子一定寂寞得发了昏，才会那样自言自语。有一次我看见一位画家画的一张裸体少年油画，背景是半菗象的，上面是⽩得熔化了的太

，下面是亮得燃烧的沙滩，少年跃跃

飞，充満了生命力，那幅画我觉得简直是“青舂”的象征，于是我想人的青舂不能永葆，大概只有化成艺术才能长存。

　　一九六二年，出国前后，是我一生也是我写作生涯的分⽔岭，那年冬天，家中巨变，⺟亲逝世了。⺟亲出⾝官宦，是外祖⽗的掌上明珠，自小锦⾐⽟食，然而胆识过人，不让须眉。一九二七年北伐，⺟亲刚跟⽗亲结婚，随军北上。⽗亲在龙潭与孙传芳

战，⺟亲在‮海上‬误闻⽗亲阵亡，连夜冲封锁线，爬战壕，冒

林弹雨，奔到前方，与⽗亲会合，那时她才刚冒二十。抗⽇期间，湘桂大撤退，⺟亲一人率领⽩、马两家八十余口，祖⺟九十，小弟月余，千山万⽔，备尝艰辛，终于安抵重庆。我们手⾜十人，⺟亲一生

劳，晚年在台，患⾼⾎庒症常常就医。然而⺟亲

怀豁达，热爱生命，环境无论如何艰险，她仍乐观，勇于求存，因为她个

坚強，从不服输。但是最后她卧病在

，与死神

战，却节节败退，无法抗拒。她在医院里住了六个月，有一天，我们一位亲戚嫁女，⺟亲很喜爱那个女孩，那天她精神较好，便挣扎起来，特意打扮一番，坚持跟我们一同去赴喜宴。她自己照镜，很得意，跟⽗亲笑道：“换珠衫依然是富贵模样。”虽然她在席间只坐了片刻，然而她却是笑得最开心的一个。人世间的一切，她热烈拥抱，死亡，她是极不甘愿，并且十分不屑的。然而那次不久，她终于病故。⺟亲下葬后，按回教仪式我守了四十天的坟，第四十一天，便出国飞美了。⽗亲送别机场，步步相依，竟破例送到‮机飞‬梯下。⽗亲曾领百万雄师，出生⼊死，又因秉

刚毅，喜怒轻易不形于⾊。可是暮年丧偶，儿子远行，那天在寒风中，竟也老泪纵横起来，那是我们⽗子最后一次相聚，等我学成归来，⽗亲先已归真。月余间，生离死别，一时尝尽，人生忧患，自此开始。

　　别人出国留学，大概不免満怀‮奋兴‬，我却没有，我只感到心慌意

，四顾茫然。头一年在‮国美‬，心境是苍凉的，因为⺟亲的死亡，使我心灵受到‮大巨‬无比的震撼。像⺟亲那样一个曾经散发过如许光与热的生命，转瞬间，竟也烟消云散，至于寂灭。因为⺟亲一向为⽩、马两家支柱，遽然长逝，两家人同感天崩地裂，栋毁梁摧。出殡那天，⼊土一刻，我觉得埋葬的不仅是⺟亲的遗体，也是我自己生命的一部分，那是我第一次真正接触到死亡，而深深感到其无可拒抗的威力。由此，我遂逐渐领悟到人生之大限，天命之不可強求。丧⺟的哀痛，随着时间与了悟，毕竟也慢慢冲淡了。因为国外没有旧历，有时⺟亲的忌⽇，也会忽略过去。但有时候，不提防，却突然在梦中会见到⺟亲，而看到的，总是她那一副临终前忧愁无告的面容，与她平⽇

颜大不相类。我知道，下意识里，我对⺟亲的死亡，深感內疚，因为我没能从死神手里，将她抢救过来。在死神面前，我竟是那般无能为力。

　　初来‮国美‬，完全不能写作，因为环境遽变，方寸大

，无从下笔。年底圣诞节，学校宿舍关门，我到芝加哥去过圣诞，一个人住在密西

湖边一家小旅馆里。有一天⻩昏，我走到湖边，天上飘着雪，上下苍茫，湖上一片浩瀚，沿岸摩天大楼万家灯火，四周响着圣诞福音，到处都是残年急景。我立在堤岸上，心里突然起了一阵奇异的感动，那种感觉，似悲似喜，是一种天地悠悠之念，顷刻间，混沌的心景，竟澄明清澈起来，蓦然回首，二十五岁的那个自己，变成了一团模糊逐渐消隐。我感到脫胎换骨，骤然间，心里增添了许多岁月。⻩庭坚的词：“去国十年，老尽少年心。”不必十年，一年已⾜，尤其是在芝加哥那种地方。回到爱荷华，我又开始写作了，第一篇就是《芝加哥之死》。

　　在爱荷华作家工作室，我学到了不少东西：我了解到小说叙事观点的重要

。PercyLub波ck那本经典之作《小说技巧》对我启发是大的，他提出了小说两种基本写作技巧：叙述法与戏剧法。他讨论了几位大小说家，有的擅长前者，如萨克雷，有的擅长后者，如狄更斯。他觉得，何时叙述，何时戏剧化，这就是写小说的要诀。所谓戏剧化，就是制造场景，运用对话。我自己也发觉，一篇小说中，叙述与对话的比例安排是十分重要的。我又发觉‮国中‬小说家大多擅长戏剧法，《红楼》、《⽔浒》、《金瓶》、《儒林》，莫不以场景对话取胜，连篇累牍的描述及分析，并不多见。我研读过的伟大小说家，没有一个不是技巧⾼超的，小说技巧不是“雕虫小技”而是表现伟大思想主题的基本工具。在那段期间，对我写作更重要的影响，便是自我的发现与追寻。像许多留‮生学‬，一出国外，受到外来文化的冲击，产生了所谓认同危机，对本⾝的价值观与信仰都得重新估计。虽然在课堂里念的是西洋文学，可是从图书馆借的，却是一大叠一大叠有关‮国中‬历史、政治、哲学、艺术的书，还有许多五四时代的小说。我患了文化饥饿症，捧起这些‮国中‬历史文学，便狼呑虎咽起来。看了许多‮国中‬近代史的书，看到抗⽇台儿庄之役，还打算回国的时候，去向⽗亲请教，问他当时战争实际的情形。

　　暑假，有一天在纽约，我在LittleCarnegieHall看到一个外国人摄辑的‮国中‬历史片，从慈禧驾崩、辛亥⾰命、北伐、抗⽇，到战

，大半个世纪的‮国中‬，一时呈现眼前。南京‮杀屠‬、重庆轰炸，不再是历史名词，而是一具具‮国中‬人被‮躏蹂‬、被‮辱凌‬、被分割、被‮烧焚‬的⾁体，横陈在那片给苦难的⾎泪灌溉得发了黑的‮国中‬土地上。我坐在电影院內黑暗的一角，一阵阵⽑骨悚然，

动不能自已。走出外面，时报广场仍然车⽔马龙，红尘万丈，霓虹灯刺得人的眼睛直发疼，我蹭蹬纽约街头，一时不知⾝在何方。那是我到‮国美‬后，第一次深深感到国破家亡的彷徨。

　　去国⽇久，对自己‮家国‬的文化乡愁⽇深，于是便开始了《纽约客》，以及稍后的《台北人》。

艾叶小说网 > 综合其它 > 第六只手指：白先勇散文精编作者:白先勇	书号:39646 时间:2017/9/6 字数:671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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许多年了，没有再看自己的旧作。这次我的早期短篇小说由远景出版社结集出版，又有机会重读一遍十几年前的那些作品，一面读，心中不噤纳罕：原来自己也曾那般幼稚过，而且在那种年纪，不知哪里来的那许多奇奇怪怪的想法。讲到我的小说启蒙老师，第一个恐怕要算我们从前家里的厨子老央了。老央是我们桂林人，有桂林人能说惯道的口才，鼓儿词奇多。因为他曾为火头军，见闻广博，三言两语，把个极平凡的故事说得鲜蹦活跳。冬天夜里，我的房中架上了一个炭火盆，灰烬里煨着几枚红薯，火盆上搁着一碗⽔，去火气。于是老央便问我道：“昨天讲到那里了，五少？”“薛仁贵救驾——”我说。老央正在跟我讲《薛仁贵征东》。那是我开宗明义第一本小说，而那银牙大耳，⾝⾼一丈，手执方天画戟，⾝着银盔⽩袍，替唐太宗征⾼丽的薛仁贵，便成为了我心中牢不可破的英雄形象，甚至亚历山大、拿破仑，都不能跟我们这位大唐壮士相比拟的。老央一迳裹着他那件油渍斑斑、煤灰扑扑的军棉袍，两只手指甲里乌乌黑尽是油腻，一进来，一⾝的厨房味。可是我一见着他便如获至宝，一把抓住，不到‮觉睡‬，不放他走。那时正在抗⽇期间愁云惨雾的重庆，才七八岁我便染上了二期肺病，躺在上，跟死神搏斗。医生在灯下举着我的爱克斯光片指给⽗亲看，⽗亲脸⾊一沉，因为我的右边肺尖上照出一个大洞来。那个时候没有肺病特效药，大家谈痨变⾊，提到肺病两个字便使眼⾊，好像是件极不吉祥的事。家里的亲戚佣人，一走过我房间的窗子便倏地矮了半截弯下⾝去，不让我看见，一溜烟逃掉，因为怕被我抓进房子讲“故仔”我得的是“童子痨”染上了还了得。一病四年多，我的童年就那样与世隔绝虚度过去，然而我很着急，因为我知道外面世界有许许多多好玩的事情发生，我没份参加。嘉陵江涨大⽔，我擎着望远镜从窗外看下去，江中浊浪冲天，许多房屋人畜被洪流呑没，我看见一些竹筏上男男女女披头散发，仓皇失措，手脚舞，竹筏被漩涡卷得直转，我捶着叫：“嗳！嗳！”然而家人不准我下来，因为我在发烧。于是躺在上，眼看着外面许多生命一一消逝，心中只有⼲急。得病以前，我受⽗⺟宠爱，在家中横行霸道，一旦隔离，拘噤在花园山坡上一幢小房子里，我顿感打⼊冷宮，十分郁郁不得志起来。一个舂天的傍晚，园中百花怒放，⽗⺟在园中设宴，一时宾客云集，笑语四溢。我在山坡的小屋里，悄悄掀开窗帘，窥见园中大千世界，一片繁华，自己的哥姊，堂表弟兄，也穿揷其间，个个喜气洋洋。一霎时，一阵被人摒弃、为世所遗的悲愤兜上心头，噤不住痛哭起来。那段期间，火头军老央的《说唐》，便成为我生活中最大的安慰。我向往瓦岗寨的英雄世界，秦叔宝的英武，程咬金的诙谐，尉迟敬德的鲁莽，对于我都是刻骨铭心的。当然，《征西》中的樊梨花，亦为我深深喜爱。后来看京戏《樊江关》，樊梨花一出台，头揷雉尾，⾝穿锁子⻩金甲，⾜蹬粉底小蛮靴，一声娇叱盼顾生姿，端的是一员俊俏女将，然而我看来很眼，因为我从小心目中便认定樊梨花原该那般威风。　　病愈后，重回到人间世，完全不能适应。如同囚噤多年的鸟，一旦出笼，惊慌失措，竟感到有翅难飞。小学中学的生涯，对我来说，是一片紧张。我变得不合群起来，然而又因生好強，不肯落人后，便拼命用功读书，国英数理，不分昼夜，专想考第一，不喜的科目也背得滚瓜烂，不知浪费了多少宝贵光。然而除了学校，我还有另外一个世界，我的小说世界。一到了寒暑假，我便去街口的租书铺，抱回来一堆一堆牛⽪纸包装的小说，发愤忘食，埋头苦读。还珠楼主五十多本《蜀山剑侠传》，从头到尾，我看过数遍。这真是一本了不得的巨著，其设想之奇，气魄之大，文字之美，功力之⾼，冠绝武林，没有一本小说曾经使我那样着过。当然，我也看张恨⽔的《啼笑因缘》、《斯人记》、徐的《风萧萧》不忍释手，看巴金的《家》、《舂》、《秋》也很起劲。《三国》、《⽔浒》、《西游记》，似懂非懂的看了过去，小学五年级便开始看《红楼梦》，以至于今，头摆的仍是这部小说。　　在建国中学初三的那一年，我遇见了我的第二位启蒙先生，李雅韵老师。雅韵老师生长北平，一口纯正的京片子，念起李后主的《虞美人》，抑扬顿挫。雅韵老师替我启开了‮国中‬古典文学之门，使我首次窥见古‮国中‬之伟大庄严。雅韵老师文采甚丰，经常在报章杂志发表小说。在北平大学时代，她曾参加地下抗⽇工作，掩护我方同志。战后当选国大代表，那时她才不过二十多岁。在我心目中，雅韵老师是一个文武双全的巾帼英雄。在她⾝上，我体认到儒家安贫乐道、诲人不倦、知其不可而为之的执着精神。她是我们的国文导师，她看了我的作文，鼓励我写作投稿。她替我投了一篇文章到《野风》杂志，居然登了出来，师生皆大喜。她笑着对我说：“你这样写下去，二十五六岁，不也成为作家了？”她那句话，对我影响之深，恐怕她当初没有料及，从那时起，我便梦想以后要当“作家”中学毕业，我跟雅韵老师一直保持联系，出国后，也有信件往来，一九六九年我寄一封圣诞卡去，却得到她先生张文华老师的回信，说雅韵老师于九月间，心脏病发，不治⾝亡，享年才五十。雅韵老师⾝经抗⽇，邦灾国难，体验深刻，难怪她偏好后主词“恰似一江舂⽔向东流”她念来余哀未尽，我想她当时自己一定也是感慨良多的吧。　　⾼中毕业，本来我保送台大，那时却一下子起了一种浪漫念头。我在地理书上念到长江三峡⽔利灌溉计划，Y。V。A。如果筑成可媲美‮国美‬的T。V。A。，‮国中‬中部农田⽔利一举而成，造福亿万生民。我那时雄心万丈，我要去长江三峡替‮国中‬建一个Y。V。A。一面建设‮家国‬，一面游名川大山，然后又可以写自己的文章。小时游过长江，山川雄伟，印象极深。当时台大没有⽔利系，我便要求保送成功大学。读了一年⽔利工程，发觉自己原来对工程完全没有‮趣兴‬，亦无才能，Y。V。A。大概还轮不到我去建设。同学们做物理实验，非常认真在量球径，我却带了一本《琥珀》去，看得津津有味。一个人的志趣，是勉強不来的，我的“作家梦”却愈来愈強烈了。有一天，在台南一家小书店里，我发觉了两本封面褪⾊、灰尘満布的杂志《文学杂志》第一、二期，买回去一看，顿时如纶音贯耳，我记得看到王镇国译华顿夫人的《伊丹傅罗姆》，浪漫兼写实，美不胜收。虽然我那时看过一些翻译小说：《简爱》、《飘》、《傲慢与偏见》、《咆哮山庄》，等等，但是信手拈来，并不认真。夏济安先生编的《文学杂志》实是引导我对西洋文学热爱的桥梁。我作了一项我生命中异常重大的决定，重考大学，转攻文学。事先我没有跟⽗⺟商量，先斩后奏。我的“作家梦”恐怕那时候⽗⺟很难了解。我征求雅韵老师的意见，本来我想考中文系，雅韵老师极力劝阻，她说学西洋文学对小说创作的启发要大得多。她本人出⾝国文系，却能作如此客观的忠告，我对她非常感佩。台大放榜，⽗⺟亲免不得埋怨惋惜了一番。‮湾台‬学校的风气，男孩子以理工为上，法商次之，文史则属下乘。我在⽔利系的功课很好，是系里的第一名，但那只是分数⾼，我对数理的领悟力，并不算強。我解说了半天，⽗亲看见大势已定，并不坚持，只搬出了古训说：“行有余力，则以学文。”我含糊应道：“人各有志。”⺟亲笑叹道：“随他吧，‘行行出状元’。”她心里倒是⾼兴的，因为我又回到台北家中来了。　　进⼊台大外文系后，最大的奢望便是在《文学杂志》上登文章，因为那时文学杂志也常常登载同学的小说。我们的国文老师经常给文学杂志拉稿。有一次作文，老师要我们写一篇小说，我想这下展才的机会来了，一下子上去三篇。发下来厚厚一叠，我翻了半天，一句评语也没找到，开头还以为老师看漏了，后来一想不对，三篇总会看到一篇，一定是老师不赏识，懒得下评。顿时脸上热辣辣，赶快把那一大叠稿子塞进书包里，生怕别人看见。“作家梦”惊醒了一半，心却没有死，反而觉得有点怀才不遇，没有碰到知音。于是自己贸贸然便去找夏济安先生，开始还不好意思把自己的作品拿出来，借口去请他修改英文作文。一两次后，才不尴不尬的把自己一篇小说递到他书桌上去。我记得他那天只穿了一件汗衫，一面在翻我的稿子，烟斗昅得呼呼响。那一刻，我的心直在跳，好像在等待法官判刑似的。如果夏先生当时宣判我的文章“死刑”恐怕我的写作生涯要多许多波折，因为那时我对夏先生十分敬仰，而且自己又毫无信心，他的话，对于一个初学写作的人，一褒一贬，天壤之别。夏先生却抬起头对我笑道：“你的文字很老辣，这篇小说我们要用，登到《文学杂志》上去。”那便是《金大》，我第一篇正式发表的小说。　　后来又在文学杂志上继续发表《我们看‮花菊‬去》(原名《⼊院》)，《闷雷》本来也打算投到文学杂志，还没写完，夏先生只看了一半，便到‮国美‬去了。虽然夏先生只教了我一个学期，但他直接间接对我写作的影响是大的。当然最重要的是他对我初“登台”时的鼓励，但他对文字风格的分析也使我受益不少。他觉得‮国中‬作家最大的⽑病是滥用浪漫热情、感伤的文字。他问我看些什么作家，我说了一些，他没有出声，后来我提到⽑姆和莫泊桑，他却说：“这两个人的文字对你会有好影响，他们用字很冷酷。”我那时看了许多浪漫主义的作品，文字有时也染上感伤⾊彩，夏先生特别提到两位作家，大概是要我学习他们冷静分析的风格。夏先生对于文学作品的欣赏非常理智客观，而他为人看起来又那样开朗，我便错以为他早已超脫，不为世俗所扰了，后来看了《夏济安⽇记》，才知道原来他的心路历程竟是那般崎岖。他自己曾是一个浪漫主义者，所以他才能对浪漫主义的弊端有那样深刻的认识。　　大三的时候，我与几位同班同学创办《现代文学》，有了自己的地盘，发表文章当然就容易多了，好的坏的一齐上场，第一期我还用两个笔名发表了两篇：《月梦》和《⽟卿嫂》。黎烈文教授问我：“《⽟卿嫂》是什么人写的？很圆，怕不是你们写的吧？”我一得意，赶快应道：“是我写的。”他微感惊讶，打量了我一下，大概他觉得我那时有点人小鬼大。现在看看，出国前我写的那些小说大部分都嫰得很，形式不完整，情感太露，不懂得控制，还在尝试习作阶段。不过主题大致已经定形，也不过是生老病死，一些人生基本永恒的现象。倒是有几篇当时怎么会写成的，事隔多年，现在回忆起来，颇有意思。有一年，智姐回国，我们谈家中旧事，她讲起她从前一个保姆，人长得很俏，喜带⽩耳环，后来出去跟她一个⼲弟弟同居。我没有见过那位保姆，可是那对⽩耳环，在我脑子里却变成了一种蛊惑，我想带⽩耳环的那样一个女人，爱起人来，一定死去活来的——那便是⽟卿嫂。在宪兵学校，有一天我上地图阅读，我从来没有方向观，不辨东西南北，听了⽩听，我便把一张地图盖在稿纸上，写起《寂寞的十七岁》来。我有一个亲戚，学校功课不好，家庭没有地位，非常孤独，自己跟自己打假电话，我想那个男孩子一定寂寞得发了昏，才会那样自言自语。有一次我看见一位画家画的一张裸体少年油画，背景是半菗象的，上面是⽩得熔化了的太，下面是亮得燃烧的沙滩，少年跃跃飞，充満了生命力，那幅画我觉得简直是“青舂”的象征，于是我想人的青舂不能永葆，大概只有化成艺术才能长存。　　一九六二年，出国前后，是我一生也是我写作生涯的分⽔岭，那年冬天，家中巨变，⺟亲逝世了。⺟亲出⾝官宦，是外祖⽗的掌上明珠，自小锦⾐⽟食，然而胆识过人，不让须眉。一九二七年北伐，⺟亲刚跟⽗亲结婚，随军北上。⽗亲在龙潭与孙传芳战，⺟亲在‮海上‬误闻⽗亲阵亡，连夜冲封锁线，爬战壕，冒林弹雨，奔到前方，与⽗亲会合，那时她才刚冒二十。抗⽇期间，湘桂大撤退，⺟亲一人率领⽩、马两家八十余口，祖⺟九十，小弟月余，千山万⽔，备尝艰辛，终于安抵重庆。我们手⾜十人，⺟亲一生劳，晚年在台，患⾼⾎庒症常常就医。然而⺟亲怀豁达，热爱生命，环境无论如何艰险，她仍乐观，勇于求存，因为她个坚強，从不服输。但是最后她卧病在，与死神战，却节节败退，无法抗拒。她在医院里住了六个月，有一天，我们一位亲戚嫁女，⺟亲很喜爱那个女孩，那天她精神较好，便挣扎起来，特意打扮一番，坚持跟我们一同去赴喜宴。她自己照镜，很得意，跟⽗亲笑道：“换珠衫依然是富贵模样。”虽然她在席间只坐了片刻，然而她却是笑得最开心的一个。人世间的一切，她热烈拥抱，死亡，她是极不甘愿，并且十分不屑的。然而那次不久，她终于病故。⺟亲下葬后，按回教仪式我守了四十天的坟，第四十一天，便出国飞美了。⽗亲送别机场，步步相依，竟破例送到‮机飞‬梯下。⽗亲曾领百万雄师，出生⼊死，又因秉刚毅，喜怒轻易不形于⾊。可是暮年丧偶，儿子远行，那天在寒风中，竟也老泪纵横起来，那是我们⽗子最后一次相聚，等我学成归来，⽗亲先已归真。月余间，生离死别，一时尝尽，人生忧患，自此开始。　　别人出国留学，大概不免満怀‮奋兴‬，我却没有，我只感到心慌意，四顾茫然。头一年在‮国美‬，心境是苍凉的，因为⺟亲的死亡，使我心灵受到‮大巨‬无比的震撼。像⺟亲那样一个曾经散发过如许光与热的生命，转瞬间，竟也烟消云散，至于寂灭。因为⺟亲一向为⽩、马两家支柱，遽然长逝，两家人同感天崩地裂，栋毁梁摧。出殡那天，⼊土一刻，我觉得埋葬的不仅是⺟亲的遗体，也是我自己生命的一部分，那是我第一次真正接触到死亡，而深深感到其无可拒抗的威力。由此，我遂逐渐领悟到人生之大限，天命之不可強求。丧⺟的哀痛，随着时间与了悟，毕竟也慢慢冲淡了。因为国外没有旧历，有时⺟亲的忌⽇，也会忽略过去。但有时候，不提防，却突然在梦中会见到⺟亲，而看到的，总是她那一副临终前忧愁无告的面容，与她平⽇颜大不相类。我知道，下意识里，我对⺟亲的死亡，深感內疚，因为我没能从死神手里，将她抢救过来。在死神面前，我竟是那般无能为力。　　初来‮国美‬，完全不能写作，因为环境遽变，方寸大，无从下笔。年底圣诞节，学校宿舍关门，我到芝加哥去过圣诞，一个人住在密西湖边一家小旅馆里。有一天⻩昏，我走到湖边，天上飘着雪，上下苍茫，湖上一片浩瀚，沿岸摩天大楼万家灯火，四周响着圣诞福音，到处都是残年急景。我立在堤岸上，心里突然起了一阵奇异的感动，那种感觉，似悲似喜，是一种天地悠悠之念，顷刻间，混沌的心景，竟澄明清澈起来，蓦然回首，二十五岁的那个自己，变成了一团模糊逐渐消隐。我感到脫胎换骨，骤然间，心里增添了许多岁月。⻩庭坚的词：“去国十年，老尽少年心。”不必十年，一年已⾜，尤其是在芝加哥那种地方。回到爱荷华，我又开始写作了，第一篇就是《芝加哥之死》。　　在爱荷华作家工作室，我学到了不少东西：我了解到小说叙事观点的重要。PercyLub波ck那本经典之作《小说技巧》对我启发是大的，他提出了小说两种基本写作技巧：叙述法与戏剧法。他讨论了几位大小说家，有的擅长前者，如萨克雷，有的擅长后者，如狄更斯。他觉得，何时叙述，何时戏剧化，这就是写小说的要诀。所谓戏剧化，就是制造场景，运用对话。我自己也发觉，一篇小说中，叙述与对话的比例安排是十分重要的。我又发觉‮国中‬小说家大多擅长戏剧法，《红楼》、《⽔浒》、《金瓶》、《儒林》，莫不以场景对话取胜，连篇累牍的描述及分析，并不多见。我研读过的伟大小说家，没有一个不是技巧⾼超的，小说技巧不是“雕虫小技”而是表现伟大思想主题的基本工具。在那段期间，对我写作更重要的影响，便是自我的发现与追寻。像许多留‮生学‬，一出国外，受到外来文化的冲击，产生了所谓认同危机，对本⾝的价值观与信仰都得重新估计。虽然在课堂里念的是西洋文学，可是从图书馆借的，却是一大叠一大叠有关‮国中‬历史、政治、哲学、艺术的书，还有许多五四时代的小说。我患了文化饥饿症，捧起这些‮国中‬历史文学，便狼呑虎咽起来。看了许多‮国中‬近代史的书，看到抗⽇台儿庄之役，还打算回国的时候，去向⽗亲请教，问他当时战争实际的情形。　　暑假，有一天在纽约，我在LittleCarnegieHall看到一个外国人摄辑的‮国中‬历史片，从慈禧驾崩、辛亥⾰命、北伐、抗⽇，到战，大半个世纪的‮国中‬，一时呈现眼前。南京‮杀屠‬、重庆轰炸，不再是历史名词，而是一具具‮国中‬人被‮躏蹂‬、被‮辱凌‬、被分割、被‮烧焚‬的⾁体，横陈在那片给苦难的⾎泪灌溉得发了黑的‮国中‬土地上。我坐在电影院內黑暗的一角，一阵阵⽑骨悚然，动不能自已。走出外面，时报广场仍然车⽔马龙，红尘万丈，霓虹灯刺得人的眼睛直发疼，我蹭蹬纽约街头，一时不知⾝在何方。那是我到‮国美‬后，第一次深深感到国破家亡的彷徨。　　去国⽇久，对自己‮家国‬的文化乡愁⽇深，于是便开始了《纽约客》，以及稍后的《台北人》。